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统汉、满、蒙、回、藏等56个民族。汉族外仅占人口总数约6.7%的少数民族，却拥有国土面积的50%到60%。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冲突与交融的历史。
   
    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内涵，也使各自的人名系统形成了种种差异。但是，正如人不可能足不出户一样，文化也需要走出民族范围，汲取他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物质精髓，在与他文化的交流中，通过继承、扬弃、同化、异化来丰富自身的肌肤。人名作为文化的使者，忠实地记载着这种民族间的演化和发展。下面让我们从人名这种精神的语言符号系统的演变中窥探文化嬗变的行为轨迹。
　　
    史学家钱穆先生曾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从上古建于先秦、自秦汉迄于南北朝、自隋唐迄于元末、自满人入关至于现代。本文籍钱先生的分类，将姓名的民族融合与冲突分为四个时期述之。
　　
    上古时代始于炎皇尧、舜，当时的华夏民族即以汉族为主，四周的蛮、夷、戎、狄诸民族罕迹中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多为汉族内江，异族极少染指，到了秦时，东夷之一的赢姓一统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径，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复，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秦朝的大一统涵包了华夏、东夷、荆蛮、百越、三苗五个族系，出现了真正的民族大融合。
　　
    秦立国时短，但其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文化上的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却规范了中国此后两千年封建制度，秦后的汉朝，疆域十分辽阔，东至朝鲜，西越新疆，北达蒙古，南抵越南。随着疆界的扩展，战马铁甲的威慑，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日渐加剧，少数民族的人名系统爱汉族影响的现象和愈来愈明显，如西汉汉武帝时，有一个叫金日磾的大臣，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因休屠王用金人祭天有功，故武帝赐日磾姓金，金的子孙七代高官显宦，所谓“金张籍旧业，七世珥汉貂”是也。西汉皇帝时匈奴呼韩单于附汉末朝，至汉末之国时，附汉的匈奴人同汉人杂处，同化，都弃本姓而改姓汉姓，如刘、卜、乔、康、竺、支等姓、均源自少数民族。这些异族人的姓、名在形式与内涵上与汉族姓名已无根本区别，表明此时即被同化。
　　
    魏晋南北朝之三百年，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南北朝时北方十六国兴衰起迭，其中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汉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兼收并蓄，常能同化与之接触的异族文化。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就曾下令鲜卑人改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原因是：“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于是“诸候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如达奚氏改为奚氏，贺類氏改为贺氏，独弧氏改为刘氏，步六孤为陆氏，一共将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其它民族受“皇族”影响，并纷纷将复姓改为汉族的单姓，如改贺葛为葛，是类为高，去斤为艾，屈突为屈，独孤浑为杜等。
    在姓氏的汉化同时，执政的少数民族还沿袭了魏晋汉人所重的“九品中正制”，把改过的姓氏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象元、长孙、宇文、于、陆等是为甲姓，“举秀才、册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不仅如此，少数民族还在人名的其它文化内涵上套用汉人的礼制，如孝文帝就曾明令同姓禁婚：“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不以道论。”
    如同事物的发展曲折反复一样，人名的冲突和融合也是跌宕起伏的，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欲从政治到文化上推销鲜卑统治，便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以期异化汉文化。如李弼赐姓徒河，杨忠赐姓普六如，李花赐姓大野等。毕竟鲜卑文化功底不深，虽有政治强权撑腰，终究斗不过汉文化，在汉人甚至大部分鲜卑人的喝倒彩声中，到杨坚任北魏宰相时，恢复鲜卑姓的诸公又都改了汉姓，如此一起一伏，正是姓名民族冲突和融合的精彩表现。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国势之盛，旷古无两。”“唐威令所行，东踪辽海，北跨大碛，西被达曷水，南极天竺，暨海洋洲中诸小国。”异族外邦争相来朝。此时姓名民族融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清一色的外族姓名汉化。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本鲜卑人，安禄山之父为胡人，母亲为突厥人，史思明亦是胡人，他们的名姓已同汉人无异。类似的人名还有史大奈，李光弼、裴玢等。皇帝的赐姓也基本上为国姓“李”。如鲜卑人拓跋赤辞、契丹首领库克，大帅达年嘉哩均被赐姓“李”。受其影响，唐后五代十国中的少数民族国君，均将姓名顺遂汉化，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塘，后汉刘知远皆是少数民族人氏，单从姓名上已不见其“祖籍”了。
　　
    唐以后，受宋文化影响，金、辽各异族所建诸国也未逃过被同化，溶解的命运。金代为女真族所建，国民久慕汉文化之博大深奥，屡作一同之思，为预防女真文明“脱化变质”，颇有先见之明的金初诸君世宗、章宗等，上任伊始，便明令，“禁止女真人得译为汉姓。”“犯者抵罪”。但在汉文化“挡不住的诱惑”面前，制令者“前倨后恭，”完颜氏首当其冲挑了富有霸王之意的汉姓“王”为姓，上行下效，皇族一改汉姓，黎民百姓纷纷仿尤，到金末，已有三十一姓改为汉姓了。如阿里侃改姓何，抹鲁姓孟，呵不答姓田，兀颜姓朱等等。除此外，汉姓中已有的姓氏如毛、元、术、秦、黄、等28姓均被女真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强行渗入。
　　
    金人在姓名系统的民族冲突和融合中还有一项功不可没的巨大贡献，即大量地改称汉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女真族名之外，另取一个汉名。如金太祖本名阿骨达，取汉名为“旻”。金太宗本名乌奇迈，又取名“晟”。老百姓亦是如此，“一人二名”。二名使用的场合有明显的规定：汉名用于诏令，奉奏等官方文件之中，女真名则流于民间。另外，汉名还享受避讳礼遇，金语有音无学，想避也避不来。如此一来，汉名倒在上层建筑中占据地位，女真名相反惨遭冷遇了。
　　
    中国历史上首先由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是元朝。元代是蒙古族当权，统治权奉行“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政治，对汉文化颇有用夷变夏的野心。元初，国人分为四等，汉人地位最低，为了改变卑下的地位，许多汉人纷纷改叫蒙古名，以期鱼目混珠，享受一番“视差”蠃来的感官满足。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讲了这方面情况，他说：“元时汉人多作蒙古名者，如贾塔尔琛，本翼州人；张巴图，本平昌人；列哈喇布哈，本江西人；杨朵尔济，迈里古思，皆宁夏人……高寅子名塔失不花，皆习蒙古俗也。”
　　
    其实蒙古名本不雅致，比起汉名来粗俗了许多，其命名“或取颜色：如察罕，白也；哈剌，黑也。或取数目，如朵儿别者，四也；只儿瓦歹者，六也。或取珠宝，如按弹者，金也；帖木儿者，铁也。”或取形似，吉祥——物品，部落等为名，蒙人以卤莽灭裂，帝王大将，多不通汉文，反正是他统治你，通不通无所谓。相反地，还要将一些别别扭扭的蒙文名赐给你示宠，如张荣以造舟济师，太祖赐名兀速赤；刘敏，太祖赐名玉出干等等。弄得宋末史及元史番名满纸，刺眼得很，且多为死记其音而不解其文者，后世治史者往往为此头痛眼胀，绞尽脑汁。
　　
    囊锥必自现。汉文化的优越性在元后期还是征服了蒙族。在蒙古统治者改用汉法治国的同时，蒙古人、色目人均以改为汉人姓名为时尚。如《元史·赵世延传》云：“赵世延，字子敬，其先蒙古族人。”又如李庭瑞、丁鹤年皆为异族汉名。元代大文学家贯云石，亦是元代大将，色目人阿里海牙之孙等等。到元朝行将灭朝时，蒙古人、色目人更是纷纷“转徒流亡，其存者皆从汉姓。”可见政治强权的铁棒终究还是折服不了文化的茁壮了。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到了明代，汉族人夺回了皇位，姓名的历史又得以改头换面。朱元璋和他的后继者沿袭汉人前辈统治者行贿之法，大赐外族人以汉姓名。如薛斌“本名脱欢，洪武中归附，赐姓薛。”李贤“初名丑驴，鞑靼人，元工部尚书，洪武十二年来汉，通译书，太祖赐以姓名。”其时一批著名将领如胡大海、沐英、丁德兴等，都是少数民族人。另据史载：1372年，湘西少数民族的土司勾结爪哇、硫球使臣叛乱，朱洪武任用附明之南北疆总督、维吾尔人哈巴十挥师平叛。哈巴十不负众望，冲锋陷阵，翦除国患。朱元璋乃赐其姓翦，名巴士。翦巴士长期驻守株木山，繁衍子孙，均以翦为姓，现代史学家翦伯赞即其后。
　　
    赐名毕竟有限。朱元璋似嫌赐名不足解馋，抑或解恨？干脆下诏禁止外族人使用原来的姓名，都得改用汉族人的姓名。于是，许多少数民族人纷纷将其复姓改为单姓，向汉文化认同。如呼延改为呼、乞伏改为讫等。如此一来，少数民族的姓名体制基本上被清洗一净，藏缅族原有的文字联名之文化传统，随着明将兰玉、沐莫的征服大理，渐渐变化至于消失。傣族本无姓氏，明统治者赐其贵族以刀姓，傣族从此开始迈入了姓名史。汉人的武力征服插上汉文化强硬的翅膀，使得汉名得以长驱直入，所向披靡。
　　
    历史往往有着许多相似的一幕。明末吴三桂引满人入关，满族贵族得以在北京建都。清统治者借鉴元人少数民族统治多数的经验，变本加厉地加以推广。为防止满人汉化，统治者禁止满人用汉字取名，只准用两个字，不能多用，也不得用汉姓。据传，嘉庆皇帝一次发现题本中有人叫三个汉字的名“清永泰、和坤保”，当即改为“永泰、和保。”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在满人的发源地东北实行“八旗制”，并严禁汉人入关，出入山海关须持朝廷所发的文票，如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真是“清出于元而胜于元”了。
    禁则禁矣，无奈汉文化的渗透力、诱惑力同其历史一样悠久强大。同金人一样，限制满人使用汉名的“始作俑者”又最先反戈一击，八旗子弟中地位最高的八姓在清朝首先冲破“满人不得使用汉姓”的禁令，改多音节的满姓氏为单音节的姓氏（汉姓）。如瓜尔佳氏改姓关、马佳氏改姓马、索罗氏改姓索、齐佳氏改姓齐等。上行下效，其它如完颜、叶赫那拉等跟着改为汉姓，弄得清皇族哭笑不得，不如“俯就之”，改爱新觉罗姓为金姓，以赶上形势。
　　
    改姓了，又有人开始琢磨着改名。雍正皇帝看到禁不住，恐怕又在改名方面重蹈改姓时落在庶民之后之履辙，干脆先行一步，规定皇室起名按汉名的字辈之方式来，并定下胤、弘、永、绵等14个字辈，可惜字辈只用到第七字“溥”，溥仪便成了末代皇帝了，这一点恐怕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皇族姓名如此，一般满人的姓名就更不必说了，如曹雪芹、舒庆春、罗常培已是地地道道的汉名了。
  　
    姓名都汉化了，有些满人还不“满足”，又把汉人名系统的字、号吸收过去，以便配套齐全。满族著名作家老舍在其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有段对清末这一独特社会现象的真实抒写：“在那年月，旗人都希望永远作旗人，子孙万代，可他越爱摹仿汉人。最初高级知识分子在名字之外，还要起个字雅音美的号，慢慢地，连参领佐领们也都有名有号，十分风雅。到我出世的时候（1899年），连原来被称为诲哥哥和恩四爷的旗兵或白丁，也都什么臣什么甫起来。是的，亭、臣、之、甫是四个最时行的字。”满汉人名文化的融合可见一斑。清末，洋人用枪舰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传统的汉民族文化在血火的洗礼占，在与外来文化的激烈冲突中阵痛、裂变，发生了崭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人名中，即人名原有的浓厚封建礼教色彩被外来的思想观念冲淡了。“五四”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常以“乔治、约翰、玛丽”等等为名。曹禺的话剧《日出》中有个留学生曾说：“在国外我叫乔治张，在国内我叫张乔治。”如此类似的如赵梦蕤、洪煨莲、符保罗、阵彼得等，均是异邦文化与汉文化结合的标牌。
　　
    上面的姓名是直接受灵于西方姓名系统的，至于思想观念上受洋文化冲击而反映到人名上的则更是多如牛毛了。仅以赫胥黎《天演论》中带进化观点的名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例，此书一露面，张天择、李竞生之类的人名就一夜之间多起来了。单就大家都知道的如秋瑾字竞雄，陈炯明字竞存，胡嗣糜改名胡适、字适之等，就是很好的例证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文化的影响之外，婚姻是促进人名民族历史融合的又一润滑剂。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各民族间联姻十分普遍，反映在人名系统中如傣族的“固”、“刘”，是由汉傣通婚出现的；乳源县瑶族的“冯”姓是汉男与瑶女结合的产物；连山瑶族的“谢、韦、覃”等姓是汉族男子做了瑶族女子的“招郎婿”后孕育的后裔。不论有意无意，姻亲关系实在是推销姓氏文化的最好手段。
　　
    由人名系统可以烛照民族文化间的冲突和交融。世界上的民族数以千计，人名受影响后的变化亦是错综复杂。本文以华夏姓名为例，举一反三，滴水以见太阳，在此就不再一一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