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注重作品中人物的命名，正如不是所有的作家都不注重作品中人物的命名一样。按照中国孔圣人的教导——“名不正则言不顺”，自然，人物的命名大有讲究。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当是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人们早就从评论家、大学教授、红学专家那里了解到，“贾政”即假正经、“贾雨村”即假语村言云云。而林黛玉、贾宝玉和薛宝钗这三人名字中的“宝”和“玉”的交织，其实早就暗寓着三者关系的错综复杂及其命运乖舛。作为人物名讳的进一步延伸，“字”与“号”也承继着这一功能。《水浒传》中的宋江乃“及时雨”、“孝义黑三郎”，誉美之情溢于言表，而“智多星”与“吴（无）用”的似是而非的关系似乎在暗示着作者对农民起义军“路在何方”的思考。一句话，名也好，字也罢，绰号亦然，都并非无为而作，实有深意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依然承继着这一文化道统，诸多作者对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未敢掉以轻心。首先，作者将主要人物的名讳与其命运、身份、地位关联起来。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的“阿Q”，正是一介流氓无产者形象，以其地位和身份，似乎不足以享有一个完整的名字，而“阿Q”中的“Q”下一点正象征着阿Q头上那愚昧的辫子，予人以可笑而又可悲之感。《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孔姓源于他乃圣人之徒，“乙己”在于他识得几个古文字。而《伤逝》中的子君，作为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同时又是最终的失败者，此名字令人顿起苍白、怜香惜玉之感，寄托着鲁迅对其的无限忧思。巴金《家》中“觉”字排行的青年，在“觉醒”中奋发，也在“觉醒”中被泯灭。其次，我们发现，作者为小说中的人物命名还与时代及文化思潮密切相关。四五十年代的青年多被命名为“解放”、“援朝”什么的，六七十年代的主人公则多半叫“卫兵”、“为东”甚至“文革”之类什么的，八十年代作品中的人物又喜被命名为“开放”、“改革”云云。耐人寻味的是，丛维熙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中坚强不屈、受尽磨难的知识分子，被命名为范汉儒。为什么叫“范汉儒”？实乃“知识分子典范”之意也，这正切合了那个时代的反思主潮。刘醒龙的近作——长篇小说《弥天》叙写的是“文革”时期大修乔家寨水库以作政治投资这样的荒唐之事（从军队到地方长官都明知修此水库毫无用处，可还是驱动上万民工冒着大雪奋斗一个冬天），所以主人公名为“温山河”，实乃“问山河”之义也。几多愤懑，几多沧桑。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作者披露了自己对于“正史”的理解，并“创造”了新的也是个人化的历史话语。在作者看来，历史具有循环性，历史的核心要素是权力（在小说中就是代表权力的木疙瘩——大印），而生活在权力阴影下的芸芸众生无一例外皆是权力的攫取者，同时也是这场权力争夺战的牺牲品。正因为如此，作者对作品中的人物的取名颇费心思，村长叫李老喜（占有权力所以总是高兴），土匪叫路小秃，其他人如邻县县委书记叫孙实根，红卫兵斗士叫为东、卫彪、赵刺猬、赖和尚，还有什么路蚂蚱、许布袋、孙屎根等等，总之，在作者看来，每一个人都是权力棋盘上的棋子，都不配有好的命运。这种观念，同样贯穿于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等小说之中。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人物的命名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充分体现作者的“意识形态”思维。这里所言的“意识形态”思维，是指作者为作品中的人物取名时依照其类别赋予绝然对立的两极色彩。具体地讲，倘若是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其姓名应该予人以阳刚豪气，最好读起来属于开口呼，声音嘹亮，容易记忆。例如，浩然的《金光大道》中的“高大全”，也就是人物高、大、全之意；杜鹏程《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就是深入敌后，大智大勇；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即向北则使人想起“败北“，向南则暗寓庄子《逍遥游》中大鹏图南之意，一定胜过蜩与学鸠；曲波《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少剑波等等，都是这一类小说人物取名的有力实证。
　　“必也正名乎？”说到底，人物的名称还只是某种外在的符号，而其依附的具体的人物形象才是创作的根本关注点。也即是说，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作品的艺术品位、历史地位。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人物的命名将有助于作者对人物的塑造和读者对人物形象的理解。换言之，两者相得益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物的命名意味深长，岂可忽乎哉？